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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来。而在不久前,它还刊登新款服装裁剪图,鼓励青年人穿花衣服,甚至,公开为跳交谊舞的青年人辩护。一时间,版面上只剩下“高亢嘹亮的健康歌声”,“靡靡之音”失去了藏身之处;“精神污染与精神鸦片”被分析得头头是道;报面上公开批评某刊物“宣扬青年演员的私生活,鼓吹个人奋斗思想,情调很不健康”,并痛陈“一颗子弹只能打中一个人,一本黄色书刊却会打到一批人”,甚至郑重其事地提醒人们“注意存在于科学幻想小说中的精神污染”。报纸还援引当时文化部部长的请求,希望大家提出宝贵意见,帮助文化部改变对抵制精神污染软弱无力的状况。有一篇记者暗访广州流花宾馆6元门票的音乐茶座报道写得绘声绘色:有些演员演唱一些不健康的曲目,而且台风极不严肃,有的嗲声嗲气,有的昏昏欲睡,哗众取宠。更有甚者,有两位女演员,身穿两旁开口接近胯部的黑旗袍,在若明若暗的转动吊灯下,边唱边大幅度扭摆胯部,故意侧身把大腿露出裙外,卖弄风骚,顿时引起场内大哗。总之,从1983年10月下旬开始,各大媒体上关于清除精神污染的报道和评论突然多了起来。据《人民日报》当时的一位负责人回忆:由于“精神污染”一词使用骤增,以至于人民日报社排字房的这4个铅字都不够用了。这便是胡耀邦作出指示的背景。1983年11月中旬的某个晚上,时任中国青年报社社长的佘世光来到胡耀邦住处。谈起社会上种种“清污”乱象,胡耀邦说,我就担心出现这样的事情,把清污搞到群众生活方面去,这就搞偏了,不能把美化生活也搞掉。根据胡耀邦的谈话精神,佘世光回报社后立即布置撰写评论员文章。11月17日,《污染须清除,生活要美化》见报。文章称:“女青年爱好烫发,年轻人喜欢服装款式新颖,节假日一起跳跳健康的集体舞,等等,同所谓精神污染完全是两回事。青年总是向往美的。这种愿望本身是正当的、积极的……如果在反对精神污染的时候把这些也反掉,那怎么行呢?……我们绝不能一说反对精神污染、加强思想工作,就在青年美化生活的要求上做文章,就把注意力集中到青年的裤腿宽窄、鞋跟高低、发型服饰如何上去。”文章直言:“这种不加分析的做法是有害的……它会在人们中混淆是非界限,甚至可能使过去某些‘左’的做法重又出现。”该文是第一个明确地向社会发出的否定信号,以此为标志,被扩大化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及时被叫停。接下来,《中国青年报》坚定地贯彻起自己评论员文章的主张:11月20日,“星期刊”一版发表图片,并配有醒目的毛笔字标题《青年们翩翩起舞》,报道了北京市西城区邮电分局团委举办的集体舞会。局团委书记说,有人曾担心举办集体舞会会造成精神污染,但“生活在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青年,他们的生活应该是美好的,团组织要保护和支持青年对美化生活的追求”。12月31日,《中国青年报》的一版整版套红,在《看!祖国前进的步伐》的大标题下,以数据和图例展示了一年来各领域的建设成就。翻过来,二版却是这样一篇文章:《什么是“奇装异服”——访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副教授白崇礼》。“最近,有些地方把穿戴打扮也当作精神污染来反对,斥之为‘奇装异服’。访问白崇礼,就是想听听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1983年的最后一天,中国青年报人和服装设计专家一起,再一次“讲清楚”了“这个问题”,并和读者一起,把“这个问题”抛在了前进的路旁。
资料图:美国卫星拍摄到的中国航母海试 据台湾“中央社”报道,美国相关战略专家认为,随着中国大陆发展,“海权势必随之扩张”,将扩展到南海甚至非洲。而在潜艇与航空母舰的协助下,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海权恐将会“跨越台湾”。台湾“中央社”20日引述“美国之音”的报道称,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日前举办的研讨会上,美国国会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资深分析员哈聂特(Daniel Hartnett)表示,中国海权扩张的规划有多个重点,包括经济利益、保持领土完整、防范国家安全威胁、扩展海外利益,并保障海外中国人的利益。哈聂特说,现今对中国海权议题的分析已经超越台湾议题,南海甚至非洲的议题都愈来愈重要。退伍美国海军少将、现任海军分析中心资深研究员麦德伟(Michael McDevitt)在会上表示,“能将中国和美国摆上战场的单一议题,就是台湾”,但中美两国并不需要因为台湾而产生敌意,事情可以用和平方式解决。退伍美国海军少将、前美国驻北京大使馆海军武官麦利凯(Eric McVadon)则说,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亚太战略为“监视”(surveillance),并不会在亚太地区大幅增加军力,而是保持能够监视当地局势的实力。哈聂特则认为,除了台湾,美中还有可能因为钓鱼岛而发生冲突,不过机会很小。在大陆的海洋武力方面,麦德伟认为,中国大陆目前发展的潜艇以及航空母舰,显示要向远洋发展,突破台湾岛链(第一岛链)的意图。但美国海军分析中心(CNA)的资深研究员史瓦茨(Peter Swartz)认为,除了硬件技术,中国大陆的航母在军种互相链接等软件部分,仍不及美国。
“落实新36条会有阻力”经济学家冯兴元认为核心经济领域的改革就是政治改革的一部分特约记者 翁一2012年,春分已过,却乍暖还寒。过去九年,国家总理温家宝十多次提及政改话题,然而,只听楼板响,未见人下来。我们一直引以为傲的经济改革,回到“国进民退”已经有年,各种经济问题层出不穷,以至于入世十年,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在国际上遭遇质疑。今年两会,温家宝以空前决心,提示国家再改革。改革共识需要凝聚,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需要配套进行,用中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冯兴元研究员的话讲,核心领域的经济改革,就是政治改革的一部分。在3月14日两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温家宝总理表示,地方债务的偿还可采取资产处置、项目转让和股权出售的方式进行。有评论认为,这凸显了中央政府对待地方债问题的态度,也给了民间资本涉足全球最诱人的基础设施资产市场的机会。经济学家冯兴元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指出,由于目前政府的执政风格还是运动式的而不是规则化的,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开始从根本上反思国有资本与民间资本在产业中的作用。到目前阶段,核心经济领域的改革,就是政治改革的一部分,这就要求回到维护每个人的私人基本权利,包括私人产权,而不是空洞的且非常容易被人利用的公共所有制。“新36条”会有阻力时代周报:近日,温家宝总理表示,地方债务偿还可采取资产处置、项目转让和股权出售的方式。您如何看待中国政府采用部分私有化途径解决地方债务问题?冯兴元:根据国家审计署的报告,2010年,中国地方债务总规模已达10.7万亿元人民币。中国银行在2011年12月份发布的2012年第一季度经济展望报告中表示,地方债实际规模或比官方预计的数字规模更大。2011年和2012年的数据会更高,因为存在借新债还旧债的问题和继续借新债做新事的问题。单单中央要求各地扩建保障房,就会造成很多新的负债。另外,在这10.7万亿元之外,还存在许多隐性担保。如果算上隐性担保,到2012年底,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总量即便超过20万亿元,也不足为怪。其实,早在2010年,政府就出台了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新36条”,但是,政府忙于把公共资源投放国有企业、国有大型项目和地方政府项目,银行系统也有同样的偏好,更乐于把信贷资金投放给三者,“新36条”基本被打入冷宫,一直没有执行。政府为了治理通货膨胀,采取严格的信贷控制,这一鞭子仍然落在了民营企业身上。最近各地爆发各种民间融资案,民间借贷利率高企,就与民营企业从正规金融部门融资难有关。此前的政府政策难逃其咎。政府目前已经下决心要重新落实这一条。发改委已经要求各部门在6月前推出各种实施办法。但估计在落实“新36条”过程中会遭遇巨大阻力。比如,牛气冲天的“两油”,其背后有发改委的支持,现在又涨价了。“两油”从最初控制进口、炼油和批发,到现在控制整个产业链,连零售都要自己控制,民营加油站或因所进油品价格偏高被迫退出、被其收购,或者只能委身于它。以“两油”为代表的垄断国企,表面上欢迎民资参与,实际会为民资平等参与设置障碍。上述“委身”就是无平等参与可言。目前很多民企不得不依附于国企而生存。《反垄断法》中规定,基础性领域由国家控制,所以始终无法撼动像“两油”这样的行政垄断地位。国企官员与一般人一样,倾向于效用最大化是其生存法则,欲壑难填。《反垄断法》的这个规定是错误的,国家的经济安全不能靠国企,因为根据天则经济研究所的报告,国企实际上是总体亏损的。时代周报:政府是否开始从根本上反思国有资本与民间资本在产业中的作用?民资注入地方债具体形式有哪些?冯兴元:政府应该没有想得那么远,推出的政策大多数是短期应对政策。其执政风格还是运动式的,而不是规则化的。越是依赖公共投资维持经济增长,经济的质量和活力就越是下降,进一步依赖公共投资的空间就越受限制。如果私人投资上不去,政府需要维持一个公共投资的高增长率才能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而这显然是不可持续的。这种运作的结果是政府债务规模也越来越大。这种情况既发生在中央层面,也发生在地方层面。中央层面的一个例证就是高铁工程。目前高铁工程负债1.8万亿元。据说单单京沪高铁,就查出挪用截留贪污4.91亿元。在地方基础设施和保障房方面,地方公共投资越多,政府负债越重。中央打压房地产市场价格。一旦房地产价格下挫,地方的土地财政可能会出大问题,地方负债规模还会急剧上升。地方负债积聚了那么多,中央政府急于化解。地方政府官员则不一定,因为虽然GDP增长率仍然是多数地方政府的绩效考核指标,偿债率却不在其内。地方首长一般是五年一届,期满调离就不必承担还债的责任。而且土地转让收入是本届地方政府的收入,它是转让未来50-70年土地使用权的收入,本届地方政府有了一块土地转让的收入,就意味着下届地方政府不会有这块土地的转让收入。总体看来,利用民间资本,正是化解的正解,是自然而然的逻辑。之前提出的“新36条“也要贯彻,借力民间资本,可收到水到渠成之功效。我们可以看看如何化解重庆的地方债。一是如果政府有项目转让,必须有相应的透明度,才能让民资放心购买。同时,为防止项目有不实之处或者收益风险较大,政府还必须承诺一旦出现较大收益风险就将回购项目。二是地方政府欠了银行的钱,需要允许银行进行信贷资产证券化。银行可以打包出售相应的信贷资产。但是这里仍然存在信息透明度问题,可能仍然需要银行承诺在特定情况下回购信贷资产。三是重庆目前有34家A股上市公司,其国资委控股的有29家,有一些是公用事业方面的,还有一些竞争性领域的公司,完全可以减持股份。四是重庆还有九大国资平台公司,主要负责融资,但不负责自己还钱,花钱则主要通过国资委下面的一些集团、企业等,还钱需要这些企业与财政一起凑钱还。这九大国资平台是没有退出机制的,也是“国进民退”的产物,而事实上,它有一部分股份是可以转让出来的。由于缺乏透明度和责任,民资参与其中无意义。如果要参股,得改为参与政府具体运营的企业、具体的项目,而非平台公司。或者把平台公司和地方政府公司与项目捆绑之后参与。五是购买地方政府债券。六是债转股。比如信贷资产从银行购买回来,地方政府如果违约,则可以考虑把购买的信贷资产(也就是地方政府的债务)转成地方企业的股份。目前来看,中国总的负债率与欧盟趋同标准比还不算高,中国的负债率远远没有达到60%。官方公布的预算赤字率为1.5%,但这不是全口径预算的赤字率。不过,中国的债务总体处在可控状态。但是,一些地方政府已深陷债务泥潭不能自拔,少数县市的负债规模已经是地方本级财政收入的10倍以上,这种县市,只能依赖挪用专项资金、违约或赖账来维持生计,并因此失去政府信用。国企借债也有偿还风险。比如新年首个交易日鞍钢债务技术性违约。地方政府直接或者间接担保也有风险。比如2010年中关村高新技术中小企业集合债券的其中一家发行人,因经营困难而在2012年初出现兑付困难。该发行人已正式向担保人提出申请,履行担保责任,以保证本金和利息履约支付。根据担保协议,中关村担保对“10中关村债”续期前3年应付本息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由北京再担保提供再担保。所以,地方政府负债规模需要有规则约束。地方百姓缺乏话语权,而地方财政民主是规则约束的重中之重。凝聚改革共识时代周报:援引汪玉凯教授的说法,中国目前还有两大利益集团——权贵利益集团与地产资源利益集团。今天的改革已转到利益集团的博弈上,与1978年的改革最初左与右的意识形态之争似乎有着霄壤之别。是否意味着改革的阻力已由当初的意识形态让位于利益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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